【廉洁文化三晋行•忻州篇】高君宇：宝剑与火花之革命情怀

110多年前，高君宇出生在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太原市娄烦县），从静乐到太原、到北京，从党组织的建立到领导北方革命运动，高君宇把党和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以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不畏艰险，自强不息。彭真同志曾高度评价说：“高君宇同志是山西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政治活动家，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之际，在全党上下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在回望三晋大地红色历程之中，我们有必要重温我党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先驱及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的壮丽一生，从中传承红色基因。

一

1916年，高君宇从山西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不久，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提倡“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方针，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思潮波澜翻卷的中心。在此，高君宇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一批良师挚友，看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了解到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形，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

五四运动中，高君宇慷慨陈词主张游行抗议当局，彻夜未眠为第二天游行示威进行筹备。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当日又和北大爱国学生勇敢地冲破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天晚上，又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四处奔波。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担任北大驻北京学联代表，以领导北京爱国学生继续斗争。在运动中，高君宇还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专程回到太原指导山西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致电天津爱国学生组织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高君宇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他在1919年10月毅然参加了邓中夏主持的旨在 “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讲演团的主要骨干。除了在城市的街头闹市宣讲五四精神外，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分赴包括长辛店在内的工厂、农村讲演。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深入工农中接受教育，高君宇很快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宣传群众，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1920年3月，高君宇和邓中夏等19名北大学生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是被北洋军阀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查禁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成员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学习、研究。他们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晚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常常到深夜十二点过后才去安寝。在研究会里，有些同学阅读外文著作有困难，英文程度较高的高君宇便主动辅导他们。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君宇协助李大钊，为其举行了欢迎会、座谈会、讨论会。李大钊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宣布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后改为支部），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北京共产主义支部成立后，把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创办了《劳动音》周刊，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高君宇和邓中夏等人根据小组指示，深入到以长辛店为中心的京汉铁路沿线秘密开展工人运动。他们还利用节假日，到长辛店给工人们讲课，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以后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余人，高君宇被选为书记。会后，他领导团员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党团的建设工作中起了较大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为大会所代表的57名共产党员之一。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北京党组织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研究会的19名发起人还自筹资金，购置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建立了一个附属于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尼斋” 。后来，研究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秘密联系，又订购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外文原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高君宇等人认真研读了这些书籍，还定期举办了讨论会、讲演会，邀请非会员参加，以扩大影响。

二

作为五四运动健将，高君宇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还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彭真曾经讲过：“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党、共青团是在他的联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写山西党的历史应该从他写起。”

五四之前，高君宇通过王振翼与山西进步青年学生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利用假期，召集进步青年进行座谈讨论，向他们介绍北京新思潮的传播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宣传爱国思想，启示和鼓励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山西学生闻风而动，立即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为了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回晋进行指导，使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1921年4月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会后，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多次邀请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的进步青年讨论商谈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在一次讨论人生观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君宇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他希望青年在流行的各种主义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定一条正确的道路，绝不要随波逐流，步入歧途。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无政府主义，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阳光驱散笼罩在进步青年心头的团团迷雾。1921年5月，在高君宇的指导和帮助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

太原团组织建立后，高君宇还指导并帮助这一青年革命团体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其中一次，他们兵分4路在太原秘密散发《共产党宣言》等传单2000余份，轰动一时，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1924年，高君宇又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让他回晋避难的同时准备筹建山西的党组织和筹划山西地区国共合作等事宜。5月21日，也就是高君宇动身的前一天早晨，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他们的秘密工作地点——北京黄化门腊库胡同16号。高君宇住的是门房和厨房之间的一间简陋小屋，因此，没有引起军警的注意。他急忙将党的秘密文件销毁，化装为厨师，手提菜篮，走出门去，机警地躲过了军警的搜捕，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乘车到了太原。

到太原后，高君宇秘密住在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建党活动。这时，王振翼、贺昌已调到外地工作，高君宇便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李毓棠、侯捷庵（士敏）、潘恩溥等入党，建立了中共太原党小组，由李毓棠负责。这年秋天，又有一批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由张叔平、傅懋功（彭真）和纪廷梓三人负责，张叔平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从此，山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高君宇这次到太原，还积极促成了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他来太原之前，国民党右派分子苗培成、韩克温等人，已经由京回太原，以平民中学为据点，发展国民党员，创办太原《晓报》 ，鼓吹反共。高君宇到太原后利用和苗培成是省立一中同学的关系，向苗提出执行国民党 “一大” 决议，实行国共合作，为苗培成所拒绝。后经高君宇一再努力，双方才达成原则性协议，共同派人组成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

高君宇回太原后的秘密活动，很快被阎锡山的密探发现，阎锡山立即下令缉捕。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司炉，机警地离开了太原。

三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中，各地党组织直接领导或指导创办了众多红色进步期刊，山西也不例外。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三晋大地广泛传播。1919年6月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遣，高君宇回到太原指导山西学生运动。在五四以后的先进分子看来，“唤醒民众”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在高君宇指导帮助下，山西《平民周刊》于同年8月正式创办。这是山西第一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由王振翼担任主编，编辑部设在山西省立一中。《平民周刊》一问世便“抱定为人民奋斗之宗旨，不断以山西实况报告世界，代人民呼号，且不断地将世界新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

此后，1921年5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平民周刊》被定为团刊，其意义和重要性更加凸显。但因《平民周刊》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阎锡山“用民政治”的阴谋，震惊各界，阎锡山恼怒之下命令封锁其发行渠道，不得已而停刊。从1919年8月创刊至1922年5月停刊，《平民周刊》在山西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平民周刊》具有重要作用，高君宇等人一直为其复刊而奔走。1923年11月1日，作为“政治指导”与“沟通山西和各省人民斗争联系”的《平民》在北京推出总第79期，正式复刊。高君宇亲自出任主编，发行通信处在北京大学收发课，编辑通信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报纸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送到太原。

《平民周刊》是高君宇在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重要创举，为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并以此为阵地，团结吸收一大批青年志士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洪流，对山西早期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高君宇就回到北京，但他仍经常关心山西的革命斗争。1921年七八月间，他委托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和后来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了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高君宇在北京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2年冬，高君宇又指导、帮助贺昌等人在太原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并出版刊物《青年》，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后来，青年学会由傅懋功(彭真) 、王瀛等继续主持，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从思想上武装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劳苦大众和革命青年，有力地推动了山西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

四

高君宇以他短暂的青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照千秋的壮丽篇章，正如他的自题诗“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给我们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火花精神”和“宝剑精神”。

今天，我们在缅怀先驱大爱、讴歌先驱伟绩之时，不禁会追问，当时的山西闭塞落后，高君宇为什么能从家乡走出来，成为我党早期的革命领导人之一？通过走访高君宇故里及就读的静乐县岑山书院，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高君宇童年是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峰岭底村度过的，他的父亲高佩天先在乡教学，后改营商业，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经常给儿女们讲义和团英勇抗敌的悲壮故事，年幼的高君宇自此便萌发了朦胧的反帝爱国思想。他常和本村的儿童一起手持木制刀矛，玩着 “义和团痛打洋鬼子”的游戏。1906年，高佩天和本县的一些绅士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对国事的议论，使10岁的高君宇耳濡目染，渐渐地对清朝腐败统治产生了不满。

1909年，高君宇和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在这里，他博览群书，悉心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变革。辛亥革命后，在父亲高佩天等同盟会员的影响下，高君宇毅然剪掉了象征旧时代的辫子，还说服母亲不要给妹妹裹足，反对买卖婚姻、父母包办，表达了要求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依旧处在黑暗之中。有一年晋西北大旱，赤地千里。高君宇假期返乡，亲眼看到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政府官员根本不理民间疾苦，他“愤懑填胸，嘘唏浩叹”，返校途中，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银元和衣物，分赠给穷苦农民。

1921年11月，高君宇和同伴远赴红色苏俄参加远东大会途中财物失窃，父亲接到他的信后立即变卖家产提供帮助，这在当时也非常难能可贵。

高君宇在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能够毅然放弃自己优越的家庭生活，寻求革命真理，开创革命事业，几次遇险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让我们再一次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与追寻中国道路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体味到了先驱高君宇坚如磐石的革命信仰、耀如火花的崇高思想和锋如宝剑的战斗豪情。